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1919—1949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建设》杂志刊载胡汉民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

时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连写出5篇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传出“鸡鸣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开出路径。“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后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

第二个10年，在已经开出的草径上，经过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已经形成。

最先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的是吕振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而郭沫若只身一人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0页，三联书店，1962）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

吕振羽艰难地从事着两个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170页，新知书店，1947）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

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

10年的时间，在郭沫若开出的“草径”上，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混乱与资料混沌。其中，吕振羽以其三部论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

第三个1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社会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认为是带指导性的原则，为此，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着积极作用。

差不多同时，范文澜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五代以前）、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体系。

《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

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座《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吕振羽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二是“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中国民族简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马转战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中国民族简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

又一个10年的历程，到40年代末，吕振羽以其《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推出的各领风骚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代表着历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40年代刚刚过去，便可以看到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新感受。齐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高度评价了吕振羽和范文澜的成就，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胡厚宣在回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史学发展时认为，这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他强调“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0）这确实反映了30年间唯物史观派逐渐成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实际！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吕振羽在这一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品格。

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

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紧密结合，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吕振羽的论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宽泛，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学史、革命史、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专门的论著出版。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

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

在史料的运用上，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征引的图书资料总数不下11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尽量搜罗齐全。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范文澜、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如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上，至今仍有启发意义。